历史书通常认为，每个王朝后期是贵族豪强搞士地兼并农民被迫卖地求生，但事实是，农民是为了躲避国家权力机构的残酷剥削，而主动投奔贵族豪强。王朝晚期的农民，主动把地卖给别人，还不一定有人要。
农民起义并不是农民与地主的矛盾，而是农民与政府的矛盾。当权力机构收取的税赋高于种植的收益，农民就会弃地而逃。一般来说，国家权力与责任是对等的，高税赋对应高福利，低税赋对应低福利，中国古代权责是失衡的，权力大于责任，对于民间控制力很强，税收高，但不承担社会福利，当遇上大范围天灾活不下去的时候，农民起义就开始爆发了。
与之相对比的是农奴制，农奴制下庄园形成了社会的基本单位，农奴形成了封建社会最低的社会阶层。农奴受到法律、经济和社会关系上的多重束缚。农奴不同于奴隶，农奴的领主只有不完全的人身占有权。领主不能处死农奴，但能随意处罚或连同土地买卖、抵押和转让。农奴有义务为领主无偿劳作，农奴的产出也被定义为领主的产权。在领地里，农奴死去，领主要负责养活他的家人，如果孩子父母双亡，领主自动成为监护人，这就保证了农奴不会因为死亡或破产而流离失所。所以，欧洲中世纪也会有大面积的饥荒，但不会有大面积的流民，也就没有所谓的农民起义了。
中国历史上绝大部分农民起义，反映出的是农民与政府的矛盾，而不是农民与地主的矛盾。历代农民起义，都是农民起来造官僚体系的反，造国家机器的反，而不是造地主阶级的反。中国历史上绝大部分农民起义，反映出的是农民与政府的矛盾，而不是农民与地主的矛盾。历代农民起义，都是农民起来造官僚体系的反，造国家机器的反，而不是造地主阶级的反。真正侵蚀王朝肌体、造成王朝衰败的，其实正是凌驾于社会之上、充当社会调节力量的中央朝廷和地方各级官府。中国史书中并没有“主逼佃反”这个词，而只有“官逼民反”。陈胜、吴广为什么起义呢？是反抗秦代政府强迫他们服劳役，而不是反抗地主欺负他们。如果说中国起义的农民都是佃农，是为了反对地主，那就应该提“免租”，不应该提出“免粮”这种口号，然而事实上，在大规模“农民战争”中，从来没有人提出过“免租”，提出的都是“抗役、抗粮、抗税”的诉求，所抗的对象，都指向官府。历代农民军有目的地屠杀的对象，或者说发泄仇恨的对象，都是代表政府力量的官员和贵族，而不是普通地主。